“现在，由于社会各界对生物质资源属性认识不清，导致其没有明确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控机制，从而大大增加了生物质资源化利用企业的运营风险。”在近日举办的第五届全球生物质能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期间，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勇在接受《中国能源报》记者专访时指出，“建议赋予被动型生物质战略资源的属性，引起国家重视，进而通过政策引导来支持企业发展，相信它的应用空间非常广阔。”

“上世纪，大家谈到可再生能源时，总是把生物质能放在前面，而进入本世纪，生物质能发展不尽如人意，因而，其重要性也逐步降低，在可再生能源中的地位也随之降低，已排在太阳能、风能之后，甚至都被放在‘等’中了。”陈勇一语道破，“究其原因主要是对生物质没有进行科学分类。

”“应对生物质进行科学分类，将生物质分为主动型生物质和被动型生物质。”陈勇进一步介绍，所谓主动型生物质，是指人类为获取能源主动生产的生物质，具有可主控、可规划、可定量的特点，如含油能源植物、含纤维素类能源植物、能源藻等；而被动型生物质，则是指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或剩余物，包括林业废物、农业废物、畜禽粪污、农产品加工废物、生活垃圾、荒草等，难主控、难规划、难定量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与欧洲、巴西等国际上发展主动型生物质地区和国家不同，由于我国农耕地有限，大规模种植主动性生物质是不可能的，而我国的生物质主要属于被动型生物质，其量大面广——目前，我国农林废弃物年产生总量接近100亿吨，其中畜禽粪污约为50亿吨，作物秸秆约10亿吨，林业剩余物约3亿吨，粮油果蔬加工废弃物约37亿吨。这些物质是农林生产过程产生的剩余物，是废弃物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将造成环境污染，但若有效加以利用便可变废为宝，成为能源和资源，按煤当量预测相当于10多亿吨标准煤，所以，被动型生物质具有污染源和资源的二重性。由于作为废弃物管理，能源和资源属性被弱化，没有明确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控机制，从而导致产业发展不稳定、不健康。

“高效、无害化综合利用被动型生物质，可产生能源效益、环境效益、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。”陈勇强调。为此，他建议赋予被动型生物质战略资源属性，加强战略规划和管控力度，并要因地制宜发展被动型生物质。

集众多优点于一身的被动型生物质可谓“天生丽质”，但从“天生丽质”到真正发挥出潜质，在陈勇看来，还需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

首先，大家对生物质资源属性认识浅，缺少管理机制。“长期以来，当生物质没有利用时，人们把它当作废弃物随意丢弃；而利用了以后，因为缺少统一的规划和价格体系，又无法控制。”陈勇直言，同时，由于尚未建立起覆盖收集、运输、处理、利用等环节的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体系，导致废弃物收集端与利用端信息不对称，从而阻碍规模化、产业化发展。

其次，利用技术水平低，缺少行业标准。“虽然我们有制备氢气、甲醇、航空燃料等高值化的技术，但总体还是尚未成熟。”陈勇说，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方面，还显得投入不足，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行业标准体系，导致利用不规范，环境经济效益欠佳。

再次，在政策扶持方面，目前政府对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面的扶持政策还不够完善。“如税收优惠、资金补贴等政策力度显然不够，单凭企业自身资金实力不足以应对市场行情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，难以激发企业的积极性和参与度。”陈勇告诉记者，同时，由于尚未建立面向绿色GDP的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市场体系，制约了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产业的健康发展。

“一定要赋予生物质战略资源属性，纳入自然资源管理。”陈勇强调，将畜禽粪污、作物秸秆、林业剩余物、粮油果蔬加工废物等明确界定为可再生资源，进一步明确其属性(能源、资源、环境、零碳属性)。同时，建立健全资源调查与监测机制，掌握各类资源的数量、分布、利用现状等信息，形成农林生物质资源数据库，为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持。

在创新方面，陈勇强调，“仅有技术创新还不行，模式创新也很重要。比如，企业家能不能与农民合作，既保障农产品的生产，又可保障能源、资源原料的稳定供给，实现农业工业化。

除了增加对农林废弃物高值化利用技术的研发投入，制定中长期生物质高值利用技术研发计划，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外，陈勇还建议，要建立产、学、研、用合作机制，比如，以农业类大学与科研院所为依托，建设一批面向农林废弃物高值化利用的“科技小院”，形成人才培养、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的良性互动。

“最后，一定要反复强调的是规范定价机制，根据资源的种类、质量、利用价值等因素，制定合理的定价体系，引导资源向高值利用方向流动。”陈勇告诉记者，“被动型生物质可以转化为固态、气态、液态燃料，也可转化为生物基材料和化学品，其发展前景极其广阔。”